莆田疑似源头病例信息在网络流出 家人频繁接到骚扰电话

第一，完善灾害事故应急管理机制。

反法典化的主要理由为，法典是对社会发展的禁锢，不能与时俱进。(37)从整体上看，这些论文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其中有一个观点，笔者还要坚守，即对法典的意义不能仅从立法的角度观察，法典的意义在于理解，而意义是由多因素促成的，法官等能够比立法者更好地理解法律。

②与之相比，法典化偏重于化，含有变化、改变以及方法运用之意，故法典化也称法典编纂及运用。2.再法典化要注意运用拟制思维 法典是拟制的，不纯粹是客观规律的反映。随着对法典认识的深入，学界对成文法的使用逐步减少，制定法代替了成文法。对法典的探寻衍生出很多联想：参与法典创制成为大陆法系一些法学家的毕生追求。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就认为，有了法典，诉讼未必能减少。

然而，如果把社科法学的研究结论直接用于司法、执法，则会使法律教义学所捍卫的法律权威性、自主性等出现危机。例如，我国刑法虽未定名为刑法典，但法典化程度已经很高。另一方面，不同的方法蕴含不同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这些方法也由此决定着研究者对实质命题的处理。

将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可以促使法实证研究更好地进行自我反思和接受批评验证，同时也能更好地说明此类研究的特有贡献、方式及其科学性承诺。这种试错发展是法实证研究接近全面认识的关键，其纽带作用源于作为理论的分析框架。既可以指具体的法律，也具有反映法律之共性的一般的法的含义。另一方面，通过观察得到的变量关系只具有可能的相关性而不具有必然的因果性，从相关性迈向因果性往往需要依靠理论的作用。

虽然人们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理论这个概念，但这种理解容易割裂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之间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方法争论亦是理论争议的表征或者延续。相反，直接将以往学说当作实证研究中的理论，不利于对以往学说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进行识别反思，容易遮蔽法的实际样态中的多种紧张关系及处理它们的方式，甚至可能沦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教条行为，使我们更加远离实证研究的初衷。

当然，我们在包容的同时也要避免使研究沦为大杂烩，除了诉诸研究者的方法自觉，进路、方法和资料是否适格在根本上取决于如何理解此类研究的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在实际上，这就是前文论及的分析框架的纽带作用。只关注经验而不顾及制度、价值等层面，是否足以揭示法的实际样态？就此而言，一些学者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认为经验包含事实与价值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等的互动统一关系。其一，对相关性的判断可能存在误差。

在这个意义上，法实证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具有整合性的可证伪的知识。以对1998年至2010年的人民陪审实践的研究为例，各种实证素材都显示，人民陪审员难以实质参审。内部纷争、外部批评和地位不明等问题的涌现表明，当前，我国的法实证研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但或许这正是其迈向成熟的先兆。这不仅因为分析框架集中体现着研究者对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的思考，更因为它具有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特征，能够使人们跨越琐碎的实证素材甚至超越具体的研究对象从而实现传承、深化、批评和发展。

最后，研究者置身于法律参与构造的社会中，难以作出价值中立的分析。这两种被误解为理论的对象无力承担前述理论的使命，本身却都蕴含分析框架的作用，在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性质的说明上更容易引起混乱。

依据在于，这些问题超越了聚焦具体法律制度实证分析或者实证方法探索运用的早期研究，其核心都指向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性质。贴近具体法律制度的微观或者中层理论可能在这一点上表现明显，宏观理论则因抽象性程度较高，似乎可以涵盖众多法律现象，反而需要我们多加注意。

第二，定量和定性等分析方法本身也蕴含着对实质命题的理解。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实证研究中存在某种魔术，那么魔术背后的技法就是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而本文也在尝试对这种理论是什么、如何获得这种理论等作出说明。其次，本文对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的作用、含义及获得的说明实际上也蕴含了总体批判，特别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其要求研究者在认识局部或者个别现象的过程中，不断回溯观察法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作总体性的分析批判，在丰富对个别现象的认知的同时，完成对总体现象的重新把握。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该制度只是一种象征或者鸡肋，其依据实际上源于聚焦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之间的权力制衡的冲突论框架。法律经验研究包含的另一种理解则侧重于方法问题，这种解释的重心在于经验研究，强调此类研究必须以对研究对象及其表征的事实的系统观察为基础。例如，本轮司法改革之前，法官案件负荷量激增且出现了案多人少的现象，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法官的案件负荷量的数据远低于同期某些国家的同类数据。

由于法的实际样态是法的观念价值、制度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要素互动的结果，尽管无法周全，或许可从这几个方面对发现和理解差异作出一些类型化说明。对实证资料的整理往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需要研究者收集新的数据和个案。

不同于可能引发此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具体法律制度等误解的法律，法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因此，社会现象必然内含规律与事实、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法的实际样态亦不例外。

法的实际样态是自发与建构、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往往具有整合多元性特征。行动主体既在这一结构下展开行动，亦参与结构的形成变迁和要素互构。

考虑到法对现代社会的构造作用，至少要将相关法律规范及有关其立法或者司法过程的资料纳入其中。就历时性差异而言，前文提及的诉讼意识研究是一个典型例证。一种理解侧重于实质命题，重心在于经验，即把法的实际样态当作一种区别于理想的法和书本上的法的经验存在。可是，这种对经验的重新解释与传统主流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三，实证研究的表述可以更好地反映此类研究中的基本共识和此类研究的特殊性。以上讨论并没有否认学说的意义，只是说明其无法直接承担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使命。

然而，这种同质整体并不存在，社会本身包含许多性质迥异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组成部分与组织秩序之间存在联合、抵抗、并行等多种关系，这些复杂的互动过程深刻地影响了法的实际样态。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将单个社会现象与社会整体结构、系统理论与编史工作、主观与客观等统一起来，把大量的信念和行为的结合物统一进一个其内在统一性既非逻辑又非因果的整体之中。

虽然因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研究的分析框架不尽一致，但它们都具有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的理论性质。研究者们对想象力的阐释不尽相同，但基本主张都是不能只盯住眼前的对象作纯粹技术化的描述，还应当将分析放置在更宽广的人生、历史、社会等背景中作整体的理解。

安赫斯特学派的图示与资源的分析框架既吸收了关于法律意识等的研究成果，也融合了法律规定等制度性要素以及资本、财产、关系等社会要素。然而，这些讨论不仅没有消除外部质疑，反而展示出了研究阵营内部的诸多分歧。如前所述，学科进路或者研究方法本身蕴含着特定的理论预设和观察视角，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长期存在各种实证主义/非实证主义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在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存在形式和科学研究准则是什么等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上存在分歧，对于其中涉及的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规范）、一般与个别、说明与解释等紧张关系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存在某种移情效应或者共通性，研究者可以由此超越纯粹的观察而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具体来说，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性质涉及两类基本问题。可以说，此类研究已开始迈入方法论自觉阶段。

当然，以上只是初步的说明，给出的理由也大多是形式上的，细致的论证以及法实证研究如何看待和处理各种紧张关系将在下文关于理论的作用、含义及获得等的讨论中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退宁、塔玛纳哈等人近年来都认为，要理解法和法律现象，应超越以往研究只聚焦于法律的做法，对法采取更包容的理解和界定。

社会秩序二元观实际上将组织秩序以外的社会当作一个统一体。究其原因，法的实际样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法实证研究无法适用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需要也必然通过高度理论化的实证来处理其必然内含的各种紧张关系。